双清地处香山西南边的一个山坡坡上。它是一处比较大的独立的院落。它有两个大门,一个大门朝东边开,一个大门朝北边开,外出挺方便的。
出双清北门走不远,有一个特别大的大院是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等首长的住处。我没敢随便到那个院里去过。
我们倒是时常出东边的门到外边去玩。因为爸爸有言在先:不得允许,不许随便到北边的大院里去,不能影响大人们的工作和休息。爸爸的这一叮咛我是牢牢记在心里。
后来,爸爸就开始进城办公了,常常是下午进城到晚上十一二点才返回双清。我们几个都早就入梦乡了,我只能在梦里见到爸爸。
我和爸爸之间,由陌生变为亲近;由紧张变为轻松。慢慢的,我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就跟爸爸说;我有什么心里话就跟爸爸讲;有什么不明白的事,就向爸爸提问。我觉得,我所有的疑难问题,只要跟爸爸一说,准能解决,因为我认为我的爸爸不光是博学多才,不光是对我和蔼可亲,而且凡事有问必答,每次都能保证让我满意。
有一天,我又跟在爸爸的身后,随他在香山双清别墅外的林间小道上散步游玩。爸爸在前边背着手漫步向前走,我跟在他后边,也背着手,学他的样子,漫步向前走。没走上三五步,爸爸就把我落下一大截路,我又赶紧甩开手小跑几步跟上去。等我喘口气的时候,爸爸又把我甩上老远站到高坡上去了。
我想,要跟爸爸比爬山走路,我可不是爸爸的对手。
爸爸见我气喘吁吁地跟上来,就高兴地拉着我的手,找个曲折小径往回返,跟我边走边聊起天来。
我突然停住脚仰头问:“爸爸,江青会不会打我?”我的话音一落,爸爸愣神地看着我。那眼神是惊奇,是疑惑。他一时间没有说什么。
这时我还没有见过江青的面呢!
我们继续往回走。
“娇娃,是哪个说江青要打你?”爸爸停下来,拉着我的手,看着我问。
“姨妈说江青爱打人。我看小说里写的后妈,都爱打孩子。”我照实说给爸爸听。
爸爸再没有说什么,领着我回到家里。
过了些日子,好像是7月的一天吧,姨妈真的来到我们家了。见到她我心里很高兴,早把说江青爱打人的话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可爸爸却把我和二哥叫到跟前对姨妈说:“你向孩子道歉。”
爸爸认为姨妈不该那样说,怕在我幼小心灵中产生不好的影响。再说,江青也确实还没有回来,我们还没有见过面,怎么能这样说呢!这会影响到我们家的团结、和睦。其实,姨妈也没有别的意思,也是为我的妈妈而抱不平,才这样随口说的一句气话而已,姨妈绝没有挑拨、破坏家庭和睦的意思。
没想到姨妈随口说的一句话,我又无意中告诉了爸爸。爸爸会如此认真,竟把它当成一件事来处理。
我就用俄语与二哥交谈起来,他一会儿摊开双手,一会儿又耸耸肩,我俩的表情似乎让爸爸感觉到了什么。“你们在说什么?”爸爸问。
“莫名其妙。我们感到莫名其妙。姨妈的话对我没影响,道什么歉?如果对哥哥有影响,就对哥哥道歉,我没事了。我玩去了。”说着,我就要走。这时,我又听到姨妈对我爸爸说:我妈妈在我们离开她以后,感到特别孤独、寂寞,想叫我们回沈阳去。
爸爸说:“我不同意他们去。让他们留在我身边。我会照顾好他们。”还说:“你也可以问问两个孩子,看他们自己的意见怎样。”
当姨妈向我俩说起此事时,当时我们表示:不想回去。那时我想:这里环境美,又好玩,所以,我们就没有跟姨妈走。
那时我小,也没有可能去设身处地地替妈妈想想,更没有想到我们过去在苏联困难环境里那与妈妈相依为命的日子已成为妈妈生命不可分割的部分,也没想到妈妈这时会感到痛苦、孤单和寂寞。虽然有时我也想妈妈,但自己毕竟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一玩起来,便把什么都不放在心上,便把什么都忘到脑后去了。当然,更不会想到,我们现在是跟一个伟大的爸爸在一起了。我的脑瓜子还真没有那么复杂。所以,我们当时都没说要跟着姨妈去沈阳。
姨妈同我们一起呆了几天就走了。当时她与爸爸谈了些什么?我并不知道。后来,我再次见到姨妈时,我曾问她:“妈妈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来?您不是说她过些日子就来吗?我想妈妈了。”
姨妈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我,那表情极复杂,心中似有难言之处。
“说呀,您说呀,妈妈为什么没有来呀?”我又在追问。在这种情况下,姨妈向我这个不大了解中国风俗习惯、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半大孩子,讲起我似懂非全懂,似明白又不全明白的事情来:
“按照中国的习惯传统而言,我是你的姨妈,我和你的妈妈是同父同母所生的亲姐妹,我叫你妈妈姐姐,你叫我姨妈。按贺姓论,你是我的外甥女;按毛姓说,我可以称你妈妈为嫂子,她可以称我为弟妹。因为我的丈夫是你爸爸的亲弟弟毛泽覃,你该叫叔叔。这样论起来,你是我的侄女,我是你的婶娘。你爸爸可以叫我姨妹,也可以叫我弟媳……”
听着她介绍这一大堆的人际关系,一会叫婶,一会叫姨;一会叫嫂子,一会叫弟妹、姨妹的,都把我给搞糊涂了。
“您说的这都是亲戚关系呀?”我问她。
“对,是亲戚关系。可有些事,靠亲戚关系又办不成。”
“这次我到你爸爸那里,我不光为你们,还谈了有关你妈妈的事情……”
“我妈妈什么事情?”我没等她说完又问。
“你妈妈是毛主席的妻子,要不然你怎么是毛主席的女儿呢!”
我点点头。她这句话我听懂了,全明白了。
“我到你爸爸面前,就是要为你妈妈争得她应该得到的。懂吗?她应该得到的……”
她加重了说话的语气。
“我同你爸爸谈起你妈妈,你爸爸说:‘你让贺子珍到这里来,这是历史造成的事实了,我们还是按中国的老传统办吧!’……”
快人快语的姨妈,不管我懂不懂,不管我理解了没有,她又讲开了:
“按中国的传统,当然就是要恢复他们的夫妻关系。承认这不是哪个人的过错,而是历史造成的事实。”
“这时,江青,你的后妈带着你的小妹在苏联养病,你妈妈可以回到北平。”姨妈继续说。
“我就返回沈阳去接你妈妈。当我们乘火车到达山海关车站时,有两个人上车后走进我们的车厢。他们讲自己是组织上派来的。他们说:‘你们不能进北平。只能南下,到你哥哥贺敏学那里去。这是组织决定。’”
“‘我们去,是主席同意了的。你们……’我力争着。”
“‘这是组织决定。不服从,开除你的党籍。’说完他们下车走了。”
“我明白了。你妈妈也明白了。这是有人从中阻挠你爸爸和你妈妈的重逢……”
“我沉默了,你妈妈也不说话。我们只好改变了路线……”姨妈说完后,很久再没有说一句话。
当时,我只懂得了爸爸、妈妈不能在一起,不是他们不想,也不是他们不愿意,这是组织上决定的,他们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
为什么他们自己的事自己做不了主?这是我长大以后,才渐渐明白的。爸爸是领袖,他的一切事都要首先考虑政治影响。换句话说,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带有政治色彩,凡事都与政治相关。与政治相关的,问题就不是那么好办了,包括他的家庭、婚姻也同样紧紧关联着政治。只为政治,妈妈才苦苦熬了那么多年;只为政治,爸爸苦思了那么多年!两位老人终生都未能如愿。
说到“开除党籍”,当时我心里还有点埋怨姨妈。心想,怕什么?您怎么也那么胆小?党籍有那么重要吗?
党籍重要,而且很重要。这也是我长大以后,当我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要求加入共产党后,我同姨妈他们老一辈人一样,视党籍为生命。这样一来,我当初埋怨姨妈的情绪也就没有了。
姨妈还说过:“你爸爸是个伟人,又是个平凡的人,也是个很好的人。在他身边,你是幸福的,你会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正因为如此,当我向你妈妈转告主席让你到他身边时,你妈妈一点也没有犹豫,就一口答应了。她只想到应该叫你们父女团圆,让你到爸爸身边享受父爱。她觉得,有你爸爸的指点,你在学习上、思想上会有更大的长进。可你知道吗?在你走了之后,她感到特别的冷清,好像过去的孤独、寂寞又回到她的身边。她很痛苦,她在想你……”
在和爸爸、妈妈生活的几十年里,我渐渐从感性到理性认识了我的父母亲。
在说爸爸的同时,要涉及到妈妈;在说到妈妈时,同样也要联系到我的爸爸。因为,我觉得从小处说,一个家庭的大小事都会牵系到它的每一个成员,一个平平常常的家庭都会如此,何况这是一个特殊情况的家庭呢?我说它特殊,是因为这个家庭的许多情况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所造成的,也是在特殊的革命形势中造成的。爸爸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中国人民的救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他在人们的心目中,一切都应该是完美无缺的。特别是在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影响下,人们又把个人、家庭生活道德拿来做衡量人的一个最高准则。考虑到政治影响,为了维护党和领袖的尊严,就连他的个人生活、婚姻、家庭、子女等等,都要加以政治的考虑,都属于严禁涉及和谈论的话题。
其实,细想起来,我们这“中华第一家”也跟许多老一辈的家庭生活一样,因为我的爸爸他不是“神”,他是人。他具有常人所有甚至超过常人的极丰富又极细腻的思想情感。
我和妈妈从此天各一方了,她永远地留在了上海,而我留在了爸爸身边。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妈妈的思念越来越强了,然而这现实的鸿沟永远地隔在了生活中间。